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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磅]易延友:陳滿案伸冤記

    2021-09-28 15:51:58法律讀庫

    來源:法學學術前沿,微信號:frontiers-of-law。


    陳滿案伸冤記

    作者:易延友,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法學院證據法研究中心主任,陳滿案申訴代理律師。
    來源:本文系易延友教授撰寫后發表于《中國案例法評論》2016年第1輯????。


    最初接觸陳滿案,是在2013年12月份。那時伍雷(李金星)律師問我是否愿意給陳滿案代理申訴。我聽他簡要說明了案情。原來案件發生在1992年年底,生效判決作出于1994年;被告人陳滿被指控殺人、放火,一審被判處死緩;判決后被告人沒有上訴,檢察機關以量刑過輕為由提起抗訴,海南省高院經二審后裁定維持原判。我一聽案情,就覺得這個案件即使是冤案,申訴成功勝算也不大。因為第一,時間比較久遠;時間越久,過去的事情就越難以查清,官方平反的成本也就越高,其平反的意愿也就越弱,因此難度也就越大;第二,陳滿自己認為自己冤枉,判決后卻沒有上訴,讓人心生疑慮;第三,本案既沒有死者歸來,也沒有真兇再現,在我之前已有多位大律師接力申訴,均被拒絕,我成功的可能性幾乎微乎其微。


    基于這些顧慮,我決定慎重接案。我跟伍雷說你把案卷先給我看看吧。伍雷是一個說一不二的人,第二天就通過快遞將兩大本案卷寄給了我。我仔細地閱讀了陳滿案的全部案卷??赐臧妇砗?,我基本上決心已定。案卷給我幾個特別的印象:一是該案一、二審定罪的證據當中,很多明顯是證明陳滿無罪的證據,尤其是大量的證明陳滿沒有作案時間的證人證言,卻都被當作證明陳滿有罪的證據來加以使用;二是該案所有的物證全部丟失,既沒有在一審法院出示,也沒有在二審法院出示,這就意味著法庭上完全不可能對這些所謂的證據進行質證;三是證明該案關鍵事實的唯一證據是陳滿自己的供述,但是陳滿的供述本身充滿了大量的矛盾——既與客觀事實矛盾,也自相矛盾;而且按陳滿自己的申訴,他是在被收審10天后遭到殘酷刑訊逼供的情況下,不得已才做出的供述。我覺得陳滿案很有可能是一個冤案。雖然我內心仍然沒有十分的確信,但是我已經基本確定接受這個案件的委托,代其進行申訴。


    這個案件在我介入之前,就已經吸引了律師界的各路諸侯。張青松、李肖霖、伍雷、陳建剛等律師先后向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海南省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進行了申訴。中間還有十幾位律師也為這個案件奔波操勞。這個案件的難度,于此亦可見一斑。2014年1月7日,伍雷、李肖霖律師等在煒衡律師事務所召開陳滿冤案研討會。陳滿案二審辯護人曹錚也參與了研討會,一直關注該案的陳滿老鄉程世蓉老太太(網名宅老余暉)也參與了研討會。多位著名媒體人到會,其中包括我的老同學沈亞川(網名石扉客)。多位知名學者參會。在這個研討會上,我簡單地談了幾個看法。一是本案證人證言證明陳滿沒有作案時間,二是本案物證沒有在法庭上出示,相當于沒有物證,三是本案關鍵事實只有陳滿一人的口供,屬于典型的以口供定案,違反當時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盡管也有個別參會人員對陳滿案是否有證據表示了異議,大多數人都認為陳滿案證據不足,不能定罪。發言最為激烈和尖刻的要數何兵教授。針對有的學者說本案還是有一些證據的說法,何兵當場反駁說“本案就是沒有證據”,而且說就是那些物證也是“傳說中的證據”。何兵的概括非常形象而富有感染力,從此“傳說中的證據”這一說法不脛而走,并且成為8月份澎湃新聞網一篇報道的新聞標題。


    研討會后伍雷再次表示希望由我來代理申訴,我當即表示同意。伍雷又問我要不要再找一個律師來同我一起代理申訴?我說都行。他就讓作為陳滿四川老鄉的王萬瓊律師跟我一起申訴。



    接受委托后,學?;旧戏偶倭?。我忙完自己的研究,放下一切要緊的事,與王律師一起到海南省??谑忻捞m監獄去會見陳滿。會見的目的自然是了解甚至了結我心中仍然對本案存在的疑惑:陳滿究竟是怎樣一個人?他是不是一個殺人犯?如果他沒有殺人,為什么會供述得如此詳細?又為什么會在一審被判處死緩后沒有上訴?帶著這些問題,我和王律師在春節前夕第一次在美蘭監獄見到了這個“傳說中的殺人犯”。第一天見面時,因為隔著玻璃,只能通過電話的形式問一些問題,感覺如同隔靴搔癢。我和王律師都覺得這不是個辦法。如果會見就這樣結束,那還不如不見。我們就去找監獄長。監獄長是一個很通情達理的人,見我們說明來意,很爽快地說可以安排在監區內會見,讓我們明天再來。


    第二天的會見果然好多了。武警將我們領到監區內的辦公區,給我和王律師各沏了一杯熱茶;經我請求,也給陳滿沏了一杯。我詳細地把自己心中的疑問向面前這個比我只大10歲的陳滿一一道出。坦率地說,陳滿對有些問題的回答讓我很失望。比如說對于他口供中的那些細節問題,陳滿的回答是:這些事情我都說不清楚,他們把我搞成這個樣子,不去查清楚事實,我又怎么能說清楚呢?曾經一度,陳滿還顯得很激動,認為我不理解他,認為整個社會都辜負了他。在他這樣激動的時候,我也沒有試圖去阻止他或者打斷他,因為我希望能夠通過這些問題看清楚一個真實的陳滿。經過反復的發問,我大體上明白:陳滿這個人基本上沒有什么社會閱歷,盡管案發時他也年近三十,但是對這個社會的理解,包括對我們司法制度的運轉,可以說知之甚少;因此他只是簡單地認為,不管他自己怎么供認的,司法機關都應當把事情查清楚。至于他供述中的那些細節,經過反復征詢,陳滿終于講清楚,那都是在殘酷的刑訊逼供之下,可以說偵查人員想要什么樣的細節就會有什么細節。對于為何沒有上訴這個問題,陳滿倒是說得很清楚:一審判決之后他沒有拿到判決書;他一直等著家里聘請的二審律師去見他并幫助他上訴,但是律師一直沒有等到,所以耽誤了。


    見完陳滿,我對再一次檢視了自己之前對該案已經形成的印象,我基本確定陳滿案是個冤案:看相貌,陳滿不像個兇手;看他回答問題,陳滿不像個特別有社會經驗的人;看陳滿的性格,不像是一個深藏不露之人;因此,結合案件證據,他不可能是一個在十幾分鐘的空隙內從他裝修的寧屯大廈跑到被害人鐘作寬的住所將其殺害后又若無其事地回到寧屯大廈并給裝修工人、業主端茶倒水的人。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他就是這樣一個人的可能性。


    每個人都可以對一切案件形成自己的內心確信,這種內心確信是基于自己的生活經驗、理性和常識對案件事實形成的判斷。盡管我在事實上認為陳滿被冤枉的可能性也許只是80%,但從法律上看,他卻100%是冤枉的。如果中國實行陪審團審判,如果我是本案的陪審員,我會認定陳滿無罪,因為80%確信陳滿無罪就相當于認為陳滿有罪的可能性只有20%甚至更低,因此無法形成陳滿有罪的內心確信,從法律上只能宣告其無罪。之所以說陳滿有罪的可能性很低,是因為第一,有罪的證據嚴重不足;第二,證明陳滿沒有作案時間的證人證言既充分又相互印證;以及第三,陳滿雖有供述但顯然遭受了刑訊逼供。所以,會見完畢,我馬不停蹄地開始寫申訴狀。終于在大年三十之前將申訴狀寫完,并發給王律師校正。當時還想,大年三十的要不要發給王律師呢?讓人家過不好春節吧。最終還是發給了她。王律師很敬業,也很用心,很快就對申訴狀進行了修改并給了我回復。


    2014年2月22日,我最后一次對申訴狀進行修正和潤色,之后拜托兩位學生幫我到最高檢申訴大廳遞交了申訴狀,從此開始了正式的申訴征程(兩位學生大清早五點鐘就到最高檢排隊拿號,總算在10點前將申訴狀順利提交,他們也為陳滿的申訴做出了貢獻)。



    我一般不大愿意代理申訴案件。一方面,申訴案件成功的難度系數大,因為牽涉到方方面面,尤其是作出原生效裁判的兩級法院,通常都構成申訴的阻礙。受理申訴的機關如果級別高一些,自然可以擺脫原審法院的羈絆,但是若非存在充足的理由,通常大家也不愿意為了一個不相干的人去得罪一個群體。這應當是中國冤案難以平反的一個重要因素。另一方面,申訴程序的精細化程度也不夠,現有的規則盡管也對申訴程序做了較為詳細的規定,但是申訴機關是否應當當面聽取申訴律師的意見,申訴的進展是否應當及時通知代理的律師,律師如何進一步向受理申訴的機關發表意見等,都沒有明確的規定。很多時候,申訴狀遞交之后就如石沉大海,誰在辦理你的案件,辦理到什么程度,承辦人究竟是什么看法,可以說音訊全無。大多數申訴案件都是在申訴狀遞交后就只能被動地等消息,而且左盼右盼等來最終決定絕大多數還都是壞消息。所以,對于很多富于經驗的律師來說,申訴案件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也有比較負責任的律師會定期地向申訴機關詢問。但其實沒有用。另外,申訴案件不像一審二審案件,辯護律師可以完成走訪證人、申請調取新的證據、在法庭上公開發表辯護意見等讓當事人能看得見的工作,很多時候只能干等。這會讓律師在面對比較急躁的當事人時往往會比較尷尬。


    我覺得比較幸運的是,在陳滿案代理過程中,最高人民檢察院給了我最大的優待。案件進展的每一步都能及時地告知。3月份,最高檢通知我申訴狀已經收到,并且指派專人辦理。5月份,最高檢通知我,陳滿案最高檢已經向海南省高院調卷。7月份,最高檢通知我,陳滿案最高檢已經決定立案復查。每一步,我都將這些消息及時地告知了陳滿案的另一位申訴代理人王萬瓊律師,并通過她轉告給宅老余暉和陳滿年邁的雙親。尤其是在7月份當最高檢決定立案復查的消息傳出來的時候,不僅是我,王律師,宅老余暉,還有陳滿的父母,都看到了希望,也更加充滿了希望。因為,按照最高檢的程序,并不是所有的申訴都能夠啟動復查。只有那些他們認為申訴有一定道理的案件,他們才會調卷。經過閱卷,只有他們也認為確實有問題的案件,才會立案復查。只有在立案復查以后,他們才會去會見、詢問原審被告人。所以,立案復查,表明最高檢認為這個案件可能確實有問題。


    我本來想在最高檢去詢問陳滿之前到??诒O獄再見一次陳滿,一方面可以叫陳滿知道他的案件已經出現了一線曙光,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會見進一步加深對案情的理解和熟悉。由于我7月份還要到土耳其開一個會,同時覺得讓最高檢見到一個更真實的陳滿也許效果會更好,所以決定等辦案人員見完之后我們再去見。從土耳其回來已經是7月底,休整了幾天之后,先到四川綿竹陳滿老家看望陳滿父母,再與王律師一起奔赴海南,又一次見到陳滿。老實說,這一次比較辛苦。因為是炎夏,我們上午會見完畢,中午從監獄出來,正好是12點,太陽照在頭上,簡直可以把人煎熟。監獄門口除了一條馬路,幾乎什么都沒有。我們就在馬路邊上頂著烈日等公交車。我還好,王律師更受不了。好在從監獄里邊走出來一位女干警,邀王律師到她傘下一起躲避烈日。等了大約半小時,才等到一輛公交車。


    但這一次之后,最高檢就再也沒有消息了。也可能是8月份澎湃新聞網的那篇報道讓他們感受到了更多壓力的緣故吧。宅老余暉多次問我案件進展如何,我都無言以對,只好讓她先等等再說。但宅老并不甘心等待,總是不停地催問。8月底,宅老給我發了一堆資料讓我看。我回復:“陳滿案辦案機關正在抓緊辦理,暫無結果,請耐心等待?!?0月7日發來微信:“知道您很辛苦,很難。接下來咋辦呢?”我回了一個字:“等”。宅老又發一個微信:“今天上午還去看了陳滿的父母,表面堅強,內心焦急,很可憐。我真怕他們等不到??!我知道您很盡力。是不是什么也不說,也不轉有關陳滿案的微博,會比說、轉更好呢?我看不清,無法判斷?!边@是批評我不轉發有關陳滿的微博了,我沒回。11月28日,我主動給宅老發了一個微信:“陳滿案剛剛問過,說是還沒有最后結論,只能繼續等?!?1月30日,宅老說:“我想把你和王律師2014年2月22日寫的,交最高檢的《陳滿案再審申訴書》發到我的博客并做成長微博,你覺得可以嗎?”我回復:“暫時還是不發好”。12月18日,宅老再次給我發來一堆資料。我回復:“年底大家都在忙,陳滿案也仍在努力,如果需要什么,我會主動找您”。


    伍雷律師也不滿意于僅僅是等待,他和王律師還有念斌的姐姐以及李寧又在11月份再次去了一趟美蘭監獄;12月份,伍雷說能否再搞一個專家論證?我其實一向不大愿意做這個事,但又不希望這些古道熱腸的熱心人覺得我碌碌無為,還是同意了。所以在元旦時又邀請了刑法學界和刑事訴訟法學界最著名的學者出具了一份專家論證意見書。


    2015年2月15日上午,我來到辦公室??戳艘幌锣]件,心情很郁悶。就打開音樂,一邊聽音樂一邊開始處理新的工作。大約11點,最高檢的檢察官給我打電話告訴我陳滿案最高檢已經決定向最高法院提起抗訴。我簡直興奮得要跳起來。他們說你什么時候有空來拿一下復查通知。我說我明天就有空。最后約好了16日上午去拿復查通知。


    最高檢其實離清華不遠,我驅車半個小時就到了(其實北京市內差不多每個地方都可以半小時到達,前提是不堵車呵呵)。我給工作人員打電話,工作人員出來迎接。在門口剛好碰到申訴廳的羅副廳長,工作人員跟羅副廳長說這是易老師,又跟我說這是羅副廳長。寒暄了幾句,工作人員把我接到申訴廳案件查辦二處的辦公室。陳滿案就是他們承辦的,主辦該案的杜處長正好在辦公室。杜處長也是安徽于英生殺妻冤案申訴復查的案件承辦人,正是由于他的不懈努力,該案才得以平反昭雪。于英生案平反后不到半年,真兇落網??梢哉f,這位杜處長真是檢察系統內真正的英雄。見我到來,先是讓坐下,又給我倒了一杯茶。然后給我介紹了陳滿案的情況。他說這個案件最高檢已經決定提起抗訴,并說最高院會將抗訴書副本送給我。他們也是希望陳滿的父母能夠過好春節,才趕著在訴訟文書制作出來后就立即通知我去取了。


    最高檢的抗訴是一個意義重大的法治事件。不僅陳滿案勝利在望,陳滿個人冤案有望昭雪,而且也讓眾多的喊冤者看到了希望,因此也是中國法治建設的一個重要推進。多年來,最高檢只有在不滿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的無罪判決或者罪輕判決的場合,才會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訴,要求重審。今天,最高檢以證據不足、事實不清、適用法律有誤為由,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要求改判被告人無罪的抗訴,在我印象中尚屬首次,可以說史無前例。


    當然,該案在法律上仍然存在多種可能。首先,最高法可以自行受理并審理該抗訴案件;其次,最高法可以將該案發給海南省高院審理;再次,最高法還可以將該案發給其他省高級法院審理,如同聶樹斌案。最理想的情形,當然是由最高院自行審理,并宣告陳滿無罪。2003年,最高院曾經主動提起再審,將被判處死緩的劉涌改判為死刑立即執行。這是一個輕罪改判重罪的案件。如今,12年過去了,最高院是否有勇氣自行糾正其下級法院作出的有罪判決呢?在中國,糾正錯誤的有罪判決比糾正錯誤的無罪、罪輕判決更需要勇氣。



    盡管案件已經抗訴至最高人民法院,而且我也在春節后得知最高人民法院已于收到抗訴后很快(2月28日)就立案,但是卻仍然沒有最高人民法院究竟準備如何處理該案的消息。2015年4月初,經與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聯系,代理律師第一次到最高人民法院閱卷。承辦法官跟代理律師解釋說因為案卷在海南省高院,調卷化了一些時間,他們自己也要閱卷,所以耽誤了。我們都表示沒有關系,但是表達了希望由最高人民法院親自審理該案的愿望。過了一段時間,最高人民法院通知我前去商議如何處理陳滿案件。這次接待我的是另一名承辦法官。我再一次陳述了希望陳滿案由最高人民法院審理、而且應當是盡快審理的意見。我陳述了幾點理由:第一,陳滿案已經海南省高院多次復查,均被駁回,該案發回海南省高院重審已無意義;第二,該案既然由最高人民檢察院抗訴,從尊重最高人民檢察院的角度,也應當由最高人民法院審理;第三,最高人民法院親自糾正冤假錯案,對于樹立最高人民法院的正面形象也有積極意義。


    很遺憾,最高人民法院最終還是決定將案件交下級法院審理。2015年4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做出再審決定書。載明:“本院經審查認為,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1994)瓊刑終字第81號刑事裁定認定被告人陳滿犯故意殺人、放火罪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币虼?,決定“指令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對本案進行審理”。從這個再審決定書中,我們看到最高人民法院實際上已經對該案的實體問題得出了結論性意見,那就是“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根據法律規定,定罪的證明標準是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既然對陳滿犯故意殺人、放火罪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就應當得出無罪的判決結論。因此,盡管最高人民法院在程序上仍然沒有對陳滿案作出最終的結論,其在實體上卻已經作出了結論。再加上本案是最高人民檢察院無罪抗訴第一案,我相信該案無論由哪個高級人民法院來審理,都應當在這個框架內來處理。因此,本案的最終結論其實已經沒有懸念。


    但是,為保險起見,我還是撰寫了詳細的代理意見,于2015年6月初遞交給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以便幫助該院審理法官便捷地了解案情和案件的實質爭議。在這期間,新聞媒體也一直對該案有追蹤報道,但是浙江高院卻直到八月份都不見動靜。伍雷律師擔心該案會不了了之。我本來不擔心,但是被他古道熱腸地一說,也只好又給浙江高院打電話催問。催問的結果是浙江省檢察院在閱卷。王律師認為浙江高院關于浙江省檢察院還要閱卷的說法不過是個托辭,因此不斷在網絡上通過發布微博的方式對浙江高院和浙江省人民檢察院的拖延提出批評意見。我認為浙江省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立場應當是一致的;另外,在兩大最高司法機關對案件實體問題均有定論的情況下,浙江高院也不可能作出與兩大最高司法機關不一致的認定,因此本案只是時間問題,所以并不著急。但還是不斷地與浙江高院聯系。到九月份,浙江高院的任更豐法官主動和我聯系,主要是說明浙江高院為了慎重對待最高人民法院交辦的案件,做了一些調查取證的工作,所以耽誤了。我問他都取得了哪些證據,任法官卻又說暫時還不方便透露,只是要求不要在媒體炒作這個案件。任法官還說他就是張高平叔侄強奸殺人案的再審法官。我聽了以后更加覺得這個案件最終結果應該不會出乎意料之外。


    15年12月,浙江高院終于通知,12月17日到浙江高院閱卷,18日召開庭前會議。原來,浙江高院費了很大力氣,找到了原審的一些證人,重新對他們進行了調查取證。我于15年12月17日如約到浙江高院閱卷,并看到了浙江高院和浙江省人民檢察院提供的新證據。其中最重要的是浙江高院取得的證人證言。盡管早已確信浙江高院不可能重新取到能夠證明陳滿實施犯罪的新證據,但是不怕一萬也怕萬一。這回看到了這些新證據,心里一塊石頭徹底落地。這些新的證人證言其實都是當年公安機關調查時已經取證過的,原審案卷中也有這些證人的證言,只是其中一些證言對陳滿并不有利。例如有一份證言說陳滿在業主們打麻將時給他們端茶倒水顯得不正常,因為陳滿從不給大家端茶倒水。同樣的證人,在浙江高院取證時說:陳滿給大家端茶倒水其實很正常,當年的筆錄并非其原意。另外,原審也有個別證人說陳滿與鐘作寬有矛盾。新取得的證言明確說陳滿和鐘作寬其實并無矛盾。其中一個證人早已改名,浙江高院也不辭辛苦地將其找到,并對其進行了重新取證,該證人對其在原偵查程序中由公安機關取得的證詞作了澄清。


    2015年12月18日,辯護律師在浙江高院參加了庭前會議,就案件審理中的程序問題與高原法官進行了充分的溝通。12月29日,陳滿案終于在海南省??谑协偵絽^人民法院大法庭公開開庭審理。


    庭審中,我發表了五點辯護意見:根據證人證言,陳滿案發時不在案發現場,沒有作案時間;原審庭審時,所有物證均已丟失,如無陳滿供述,本案并無其他證據證明陳滿殺人放火的事實,完全依賴口供定案違反了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基本原則;陳滿的口供與案件事實和已查實的證據具有不可調和的矛盾;原辦案機關存在嚴重的違法行為;本案不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性。


    基于對浙江高院的尊重,我在發表第一點辯護意見時著重指出,本案再審過程中,合議庭重新走訪案中關鍵證人并取得的證人證言從各個方面說明本案不可能是陳滿所為。首先,楊錫春在新的證言中明確表示,陳滿在案發時在寧屯大廈,一直沒有離開過。其次,幾份證人證言都顯示,陳滿與鐘作寬關系很好。曾五平的證言還表明,因陳滿與鐘作寬是老鄉,他和鐘作寬的關系好于其他人;鐘作寬是一個說話很隨性的人,平時對其他人也會講“打死你”之類的話,并不表明這是有什么深仇大恨。章惠勝的證言還證明,鐘作寬還曾叮囑章惠勝多關照陳滿。因此,新的證人證言表明陳滿沒有作案動機。再次,新的證言證明陳滿案發后舉止并無異常。最后,這些證言都表明陳滿是一個性格溫和、略有內向且稍顯懦弱的人,根本不具備原審公安機關所認定的“兇狠狡詐”的性格。


    如所預料,由于是最高人民檢察院抗訴的案件,浙江省人民檢察院雖然也派員出庭,但出庭檢察員不可能在法庭上發表與最高人民檢察院立場不一致的意見。他們的意見實際上就代表了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意見,那就是:本案證人證言表明陳滿沒有作案時間,不存在證明陳滿作案的客觀證據,因此應當宣布陳滿無罪。這就是有利于被告的再審庭審的一大奇觀:在法庭上沒有“控辯雙方”,只有“檢辯雙方”;辯護人和出庭檢察官輪番證明陳滿無罪。當晚,中央電視臺以及各大媒體都以“檢辯雙方輪番證明陳滿無罪”為題對當天的庭審進行了報道。


    其實,檢察官與辯護人也不是完全一致。辯護人認為本案明顯存在刑訊逼供,檢察官雖不否認刑訊逼供,但是也指出本案沒有證據證明存在刑訊逼供。嚴格來說,本案是有證據證明存在刑訊逼供的。陳滿自己的當庭陳述,以及陳滿之前的歷次申訴,都表明陳滿遭受了嚴酷的刑訊逼供。但是,檢察官顯然是將陳滿的陳述簡單地理解為一種訴訟主張,而不是對該主張的一種證明。事實上,陳滿有關刑訊逼供的陳述既是一種主張,也是有關該主張的一種證據。只不過,由于在庭前會議上法官說過如果申請非法證據排除的話,程序拖延的時間可能就比較長??紤]到陳滿父母年齡均比較大,陳滿也仍在獄中經受煎熬,辯護人在經過反復權衡后,決定不正式申請非法證據排除,但是保留聲明陳滿遭受刑訊逼供的權利。在此前提下,法庭并未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也未展開對原審據以定罪的主要證據——供述——的合法性審查。因此,本案并不是不存在證明陳滿遭受刑訊逼供的證據,而是作為權衡之計,辯方沒有申請非法證據排除,從而也沒有出示陳滿供述系非法取得的證據。相應地,檢方也沒有出示證明陳滿供述系合法取得的證據。陳滿供述是否系非法取得這個問題,實際上被策略掉了。



    2016年2月1日,兩年中第七次來到???。沒有霧霾,只有煙雨迷蒙。在經歷了李金星、張青松、李肖霖等眾多律師接力申訴之后,終于等來了陳滿案最終宣判。上午八點,記者和關心陳滿的人們就已經焦急地等候在美蘭監獄門外。大批武警荷槍實彈守在門口。我剛下車,記者們就圍上來問我對判決有何預期。我簡短地回答:“無罪釋放?!?/p>


    八點半,浙江高院的法官、浙江省檢察院的檢察官陸續來到監獄門外。浙江省高院來了一位副院長,海南省高院也來了一位副院長。中央電視臺和其他六家媒體獲準進入。監獄長親自到門口指揮,安排相關人員有序進入。辯護人在一名獄警的帶領下,進入監區內的一個法庭。因尚有時間,乘其他人都在寒暄之際,我進入候審室單獨會見了陳滿。他穿著上次庭審時監獄給他買的運動服,沒有佩戴戒具。我跟他握了握手,提前向他祝賀。


    九點半,正式開庭宣判。審判長讓法警將陳滿帶入法庭,此時陳滿已戴上手銬,審判長讓法警把戒具打開。謝天謝地,這是陳滿最后一次戴手銬了。審判長用了大約半個小時宣讀判決書。再審判決首先回顧了該案的訴訟歷程,概括了原一審、二審的判決和裁定及其理由,最后進入再審審理的認定。不出所料,再審對原審裁定進行了糾正,宣告陳滿無罪釋放。理由主要是:首先,原審據以定罪的主要證據陳滿的供述不具有真實性;其次,原審除陳滿供述外并無其他證據指向陳滿作案。


    仔細聽完宣判,再審判決實際上仍然在兩個方面留下了懸念。首先,再審判決將改判的主要理由集中在供述不真實、其他證據不充分這兩方面。對于眾多證人證言證實陳滿沒有作案時間這一問題,再審判決書避而不談,從而給人一種陳滿案仍然是一個“疑案”的印象。實際上,若不是確信陳滿不是殺人兇手,最高人民檢察院也不會提起抗訴。其次,再審判決對供述的合法性雖未完全否定,但也沒有肯定;而是認定取得供述的合法性雖存在疑問,但除了陳滿自己的辯解以外,并沒有其他證據證明刑訊逼供的存在,從而給人一種本案似乎沒有刑訊逼供的錯覺。實際上,若不是慘烈的刑訊逼供,誰會承認自己犯下了足以判處死刑的犯罪呢。


    宣判完畢,審判長還告知陳滿有權申請國家賠償。本案的承辦法官將陳滿叫到審判庭旁邊的一個休息室。檢辯雙方則分別領取了判決書正本。沒多久,審判員把辯護人也叫進休息室,陳滿、陳滿的兄嫂都在。海南省高院的副院長對陳滿說,今天浙江高院宣判你無罪,我代表海南高院向你鞠躬致歉,并送給你五千元以示慰問。說完向陳滿深深地鞠了一躬。作為在場親眼見證這一時刻的再審辯護人,我覺得海南省高院的道歉還是真誠的。陳滿是一個淳樸、忠厚的老實人,他對我們的司法機關給他帶來的巨大痛苦表示了足夠的寬容。至少在這個時刻,他沒有對國家、對社會表示出任何怨恨。



    回顧給陳滿申冤的這兩年,我深深地覺得我們的審判監督程序需要做一次徹底的改造。坦率地承認,在我申訴的過程中,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檢察官對陳滿案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對申訴代理人的權利也給予了充分的保護。但是,我也知道,一方面,本案的申訴不僅路途遙遠,而且充滿坎坷;盡管在我接力的最后這兩年比較順利,之前卻是一路顛簸;另一方面,其他刑事案件的申訴可能比這個案件還要艱難。比較普遍的情況是,申訴材料一旦遞交,就仿佛泥牛入海,杳無消息。刑事訴訟法和相關司法解釋都沒有規定受理申訴的司法機關審查申訴材料的期限。盡管再審案件從立案后到結案有期限規定,但受理申訴材料到立案的過程卻無期限限制,導致很多案件的處理遙遙無期。同時,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規定申訴一般應向作出原生效裁判的法院提出,原生效法院就一直延宕不決,當事人也就無法獲得上一級法院的救濟。指望作出原生效裁判的法院糾正自己簡直是與虎謀皮。


    自從最高人民檢察院將陳滿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訴之后,我差不多每個星期都能收到要求我代理申訴的求助信。黑龍江的一個當事人家屬(抑或律師)完全模仿了我在陳滿案中寫給最高人民檢察院的申訴狀。除了將標題和正文中的陳滿改為當事人自己的名字以外,幾乎完全照抄了我的申訴狀:第一部分說證人證言證明被告人沒有作案時間;第二部分說物證丟失,不存在證明被告人犯罪的客觀證據;第三部分說被告人遭受刑訊逼供,以口供定案違反了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原則。天底下居然有一模一樣的冤案?我仔細看了看,法律事實確實有相似的部分,案件情節卻完全不一樣。我這樣寫申訴狀僥幸獲得了成功,別人這樣寫也能獲得成功嗎?如果申訴成功可以有相同的模式,我應當就陳滿案申訴狀申請知識產權保護。但是知識產權法貌似不保護此類著作成果。無論如何,我祝愿他申訴成功。


    還有的當事人發來律師寫的申訴狀,我看了以后真覺得著急。因為這些申訴狀完全主次不分,對于案件事實問題、實體法適用問題只字不提或者只是寥寥數語,或者放在申訴狀很不起眼的角落,而對于原審偵查、起訴和審判中的程序性問題則大加渲染。我一直認為,由于再審程序啟動的困難,要想在難上加難的申訴程序中獲得成功,沒有比較扎實的證據證明原審被告人確實是被冤枉的,只是努力證明原審在偵查、起訴和審判中存在程序性的錯誤,是很難打動負責審查申訴的辦案人員的。在大多數申訴案件中,除非原審在偵查、起訴或審判程序中出現的錯誤十分離譜甚至離奇,或者申訴人對于原審被告人被冤枉的事實能夠證明到比原審檢察機關證明被告人有罪還要清晰的程度,否則都很難獲得成功。


    總而言之,冤案太多,僅靠一些律師良心顫動導致頭腦發熱提供援助是完全無望的,最根本的還是要防止冤案的發生。就預防冤案而言,從源頭上做起,從犯罪嫌疑人一旦失去人身自由就賦予其沉默權和在偵查訊問期間要求律師在場的權利,應當是陳滿案帶給我們制度上的最大教訓。陳滿冤案之所以發生,和他遭受殘酷的刑訊逼供密不可分。如果在訊問時犯罪嫌疑人有權要求律師在場,刑訊逼供就不可能發生。另外,申請法庭強制傳喚有利于己的證人到庭作證、以及要求不利于己的證人當庭對質的權利,也是預防冤錯案件的根本性機制。


    另外,對陳滿案原審判決和裁定的審視也讓我深深地感到:我們的證據規則實在是過于粗疏,甚而至于近乎原始。陳滿案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偵查機關在案發現場收集的物證全部丟失。我在辯護過程中曾經反復強調:物證與案件的關聯性都是附條件的:所有物證都應當經過法庭辨認和質證、有些物證要經過鑒定,才滿足關聯性的條件。既沒有經過辨認、質證,也沒有經過物證鑒定的證據,是不滿足關聯性條件,從而也不能作為定案根據的。我國刑事訴訟法和相關司法解釋雖然對于物證的辨認和質證雖然有一些規定,但是具體如何操作,對物證、書證如何進行法庭上的驗真,卻較少詳細的規則。理論上對物證驗真的性質、意義和具體方法也缺乏深入探討,實務中對此更是莫衷一是。糾正冤案的過程,也使我們意識到科學精致的證據規則的重要性。


    然而,針對目前一些要求終身追責和嚴厲追責的呼聲,我卻頗感憂慮。要求嚴厲追責的觀點自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同鄧小平先生所言:一個好的制度,哪怕壞人放進去也能夠變好;一個壞的制度,哪怕好人放進去也會變壞。我寧愿相信那些刑訊逼供的野蠻行徑都是制度設計不夠優良的結果,也相信如果制度設計得當,壞人也無從恣意妄為。在訊問制度尚不完善的情況下,嚴厲追責的觀點欠缺一定的正當性。另外,過分強調嚴厲追責,我們雖然在一些個案中快意了恩仇,但是卻容易迫使其他冤案制造者不惜一切代價地阻撓冤案的平反,也就會導致后續冤案平反的難度極大地增加。這一結果與那些主張嚴厲追責者的善良愿望也是背道而馳的。